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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的教育体制《资讯》

发布时间:2020-08-17 13:26:44 阅读: 来源:连接器厂家

2017-01-17 11:07:10来源: 贤集网

由于普鲁士的大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国兴科教”战略联系在一起,“教育”与“科学”也就成为了改革派官僚们的口号。1810年9月29日柏林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化大学的诞生。普鲁士政府决心通过教育的现代化来优化国民素质,以求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使德意志民族能早日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代化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素质、培植民族科技竞争力。一名年轻人,能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栋梁之才,关键在于学生们的学习要有一种新动机。“为谋生而学习”在德国的是遭人鄙视的。 自1807年大改革以来,德意志人必须服从三大义务,这也是“现代公民的三大义务”。 第一条,纳税。对有收入的人实行累进税制,培养“纳税人”意识。 第二条,服役。青年男子必须当兵两年。二战结束后,所有的年轻人必须进行一年的社会服务。第三条,受教育。这是你对社会最好的贡献。

为什么中国人都在“为谋生而学习”,而德国人却能将“受教育”视为一种“国民义务”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教育观:

中国自隋唐立科举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传统,这种科举制度也的确为下层老百姓提供了一条“鲤鱼跳龙门”的渠道。这种传统过去瞄准的目标是做官,现在瞄准的也至少是一份轻松、体面、舒适并挣钱多的职业。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改善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而是为了自我身份的提升和显赫地位的获取。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鄙视生产第一线劳动”的。由于中国人现在人人都想做“人上人”,因而形成了“亿万人同走独木桥”、“人人都要读大学”、“个个都想混博士”的局面。

中国政府虽强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却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教育免费。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够,因此教育上的部分成本负担就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来了。而“亿万人同走独木桥”的局面却使教育需求无比旺盛,因而造就了庞大的“教育产业化市场”。这种市场一旦在人口拥挤的中国形成,日益上升的学费便立即成为每个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

当今中国人个个争先恐后,力争早日爬出贫穷的泥潭。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便很自然地将“谋生”与“受教育”直接挂起钩来。每个家庭都在紧张地计算着“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家长们都在考虑,“我为我的孩子上大学,已经做了那么大的投资了,何时才能尽快地收回投资并有更多的赢余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进大学“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科举’;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求职。”

这造就了一种很特殊的局面,以至于今天中国每年招收的600万以上大学生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学法律、管理、计算机,当今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无论是什么档次的高校,都一定有这三个专业,现在这三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以稀为贵”。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也就必然导致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的严重心理恐慌。而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对于从事生产第一线的活动却是不屑一顾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职业高校却由于“生源危机”而日益萎缩,更没有几个人愿去读中专性质的职业学校。职业高校弃学新生中的80%都选择了“复读”,以致中国现今职业高校的“生源缺口”高达40%左右!

当然,与之相伴随的是到处出现缺乏能实际动手的技术工人的现象,甚至连高薪聘请也找不到人。例如,青岛一家制造公司打出年薪16万的“天价”,急招一名高级模具技工,结果重赏之下却难觅“勇夫”;西气东输的一个项目工程,以日工资150元招高级焊工,竟无人揭榜;深圳一家企业开出6000元的月薪招一名高级钳工,也未能如愿以偿。国内有的企业甚至开出年薪28万、甚至30万的高价,竟然请不到一名高级技工。一些企业老总不由发出“找一个高级技工比找一个工程师还难!”的慨叹。

在德国,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40%以上,按中国现今的规则,这一比例也至少应达到15%,然而中国目前却只占5%,缺口高达至少700万以上。正如深圳的一位老总所言:“我们买得起最先进的设备,却请不到人来操作。”

这样,直接与生产流程打交道的就只能是那些提前退学、没有接受过很好文化教育的“打工仔”了。我国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高级技工的极度缺乏,不仅造成了生产工艺难以达到设计要求,影响到产品质量,使“中国制造”难上档次,而且制约了新兴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成为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高校,有世界上最多的学士、最多的硕士、最多的博士、最多的教授,但实际上,这种“应试教育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失败的象征。因为它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教育本应服务的对象:社会。

这种教育体系既产生不了一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也不能为社会提供多少愿意奉献自身的个体,却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受益于社会提供的各种好处,却对如何回报社会的问题关心不够。大多数中国大学毕业竟然以最终能成为一名“美国人”为目标的,因为他们想的是“为家庭的教育投资争取最大的回报”。

相比之下,德国人却完全不同: 德国过去的传统社会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社会,最有地位的是贵族,而不是官僚,官僚是被称为“公仆”的,因而从这种等级社会脱胎出来的德意志社会没有造就出一种类似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

自1807年市场化正式启动以来,国家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释放所有的生产创造能力和个人力量”,因此,崇尚理性的德意志社会没有出现一种普遍“鄙视劳动”的现象。

相反,在德国民众看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与个人兴趣、爱好相适应,并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可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自然能够找到通往未来就业的阶梯。至于职业,实际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和门户之见。因此,在德国的社会里,任何诚实劳动、精益求精、具有创造性的人才都是受人尊重的。

德国政府在世界上率先强制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早在1763年8月2日,世界上第一部《普遍义务教育法》就在普鲁士颁布,菲特烈大帝在极为贫弱的18世纪就已经开始将贯彻“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了。这种义务不仅是国民要去承担的,更是国家政府要去承担的。

当时的普鲁士的警察总监发现,“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教育,可能需要8个警察一天24小时地严密监视,才能保证这个人不犯罪。”也就是说,不接受教育,不仅是你自己的事情,更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安危的事。因此,菲特烈大帝想得穿:“与其花钱养8个警察,不如投资培养一名文明教育的接受者。”

国家虽实行教育全面免费,但不允许学生逃学,凡逃学者,其家长是要被罚款的。因此,在德国,读书首先不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的途径出现的。

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德国人认识到:“德国是一个原材料极度缺乏的国家,其原材料基本上都得依赖进口,要想用同等数量的原材料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产品,创造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德国在经济上就必须走一条技术立国的道路,为此就必须依赖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以及他们身后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力量。”德国人还认识到:“无论科研成果或技术产品如何优秀,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生产力,无法形成预期中的产品,智力产品也就无法真正转化为财富。因此,即使有再好的高等教育,如果缺少了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支撑,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无从谈起。”

事实上,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人就开始创建起一套现代教育的三轨制,这套体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合理的教育体制:

一个孩子在4年制的国民小学毕业后,完全能凭自己个人的兴趣与志向或是家长的意图,对6年制的普通中学、8年制的实科中学和9年制的人文中学进行选择。在进入各类中学后的6年之内,允许学生自由转轨。这三类中学的学生毕业后,无需经过考试,便可直接升入三种不同的高校:即职业高校、专门学院和大学。

两德统一后,为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这一“教育三轨制”体制又有了新的发展,即在中学这一阶段增设了“综合中学”,另外,在实科中学领域安排了多条发展道路。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上看,它仍然是“三轨制”的体制。

国家政府虽要求“人人都要接受高等教育”,但并没有出现“亿万人同走独木桥”、“人人都要读大学”、“个个都想混博士”的局面。这就保证了德意志人材分布的合理性。德国中学生的70%是读职业高校的,还有10%是读专门学院的,其余的20%读综合性大学。这种教育结构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如果从事高科技的人才过多,超过了本国经济的承受力,必然造成人才外流和浪费。

在德国,科学研究上的任务是交给综合性大学中的教授和学者们的,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任务是交给从专门学院中毕业出来的工程师们的,而将具体的产品制造出来的任务是交给从职业高校中毕业出来的高级技工们的。由于德国人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没有出现工程师、高级技工严重短缺的现象。

即使在还相当贫穷、落后的19世纪上半期,德国也没有出现当今中国年轻人在就业问题上的那种心理恐慌,倒是培养起一种“为受教育而受教育”、“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的社会风气,因而也使“受教育”成为了一种真正的“国民义务”。而且,每位德国青年从16岁开始就已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发展道路,因而德国人几乎个个都是他那个行当的专家。

至于在职业选择上,一名刚出茅庐的德国青年选择职业的出发点,首先是个人兴趣,其次才是职业前途和工资待遇,而且在专业上一定要能适合自己的爱好和才能,能发展自己的个性。一般来说,德国的女青年都愿从事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而男青年则愿从事与机器打交道的工作。

看一看德国青年人的职业选择,就能发现与中国青年人的职业选择有多么的不同:在450种职业中,男青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是:1998年,机动车机械工、电工、钳工、画工、家具木工;2006年,机动车机械工、电气装配工、泥瓦工、家具木工、煤气和水管安装工。女青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是:1998年,售货员、理发员、办公用品商人、工业品推销商、医生助理;2006年,医生助理、办公用品商人、零售商、牙医助理、理发员。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男性青年像德国的男性青年那样,做“蓝领”居然比做“白领”还要吃香的!正是拥有大量高技术的工人与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才共同造就了“德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神话。它反映了德国人的心态与品质:自信,稳健,脚踏实地,绝不随波逐流,干自己擅长的事,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这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德国高科技产品的质量。

在我们上面进行的中德质量文化的对比中,涉及到了两个基本问题。发展道路问题和教育体制问题。关于发展道路的问题。必须承认,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追求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不同于美、德、日这些夕日的列强、今日的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的。但是“一支高质量的产业大军需要三代人来建设”,这一规律却是铁定的。目前我国的产业大军,从整体上讲,还处于从第一代工人(“打工仔”)向第二代工人(城市化工人)的转型期,因此,这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严格地讲,是一个硬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教育体制的问题,这是个既硬又软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国民来说,已经到了改变我们传统的就业观念的时候了,而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关键性的突破口在于:调整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结构,适时控制大学生入学人数,强化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升生产第一线劳动者的待遇和地位,方能建立起合理的人材分布体系。

硬问题相对来说总是好办的,因为它毕竟涉及的是一种发展阶段问题。只要方向正确,措施得当,假以时日,中国就一定能够不断进步。而软问题则要难办得多。因此,现代国民性的改造,新文化的形成,法制社会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长期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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