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互联网就是这样危险

发布时间：2020-02-11 04:43:41 阅读：次来源：连接器厂家

过去的一年，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非常关键

年底，媒体盘点风云事件和风云人物，大半跟互联网有关。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互联网的参与，这些大事或者不会发生，或者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世界也就是另一个样子。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正在影响人类政治生活。

当互联网挟阿桑奇而来，这是一次公开的政治黑客事件，意味着人类政治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看上去阿桑奇的工作对于所有现存的政治秩序都是一个坏消息。连美国也收缩了政府互联网信息的共享范围。但民主国家的反应，应该相当于感冒发烧，是身体的良性应急。在阿桑奇的刺激下，民主国家也应该检视一遍过去的规则，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游戏方式。

互联网因为偷听体制的秘密，威胁政治操作的传统而变得危险。在这场博弈中，最后改变的只能是政治而不是互联网。传统政治不是建立在平民信任的基础之上，而是它的神秘性。一旦被互联网冰释，便神秘不在，令人感觉索然无味，一盘散沙，无法凝聚。

在中国，互联网暂时没有这样的危险，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还很微弱。中国时兴说围观改变中国。但中国的围观还没有多少可观，也就不会有多少改变。必须是阿桑奇式的，从体制紧闭的门缝中拉出来的东西，才有真正的可围观性，才会引起体制的改变，连美国那样稳定的体制都必须改变。

但仍然应该说，过去的一年，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非常关键。其标志就是，体制内已极大地普及了互联网的重要性认识。各地党政机构，大小官员，都不再怀疑“网络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他们在加紧学习应对迅速发展的互联网舆情的技能，增强相应技术。

一方政权的诸公，可以一本正经地坐在一起，召开关于“网络跟帖”的会议。“删除负面信息”成为一个没有把握完成、又不得不追着网络努力的艰巨工作。说起网络公关，无不令官方机构和官员头大。网络已成为他们面对的不断上升的矛盾。至少对于“强制拆迁”和“城管打人”这些事项，对传统媒体是不用担心的，只要隔离了网络，基本上没问题，然而一旦进入网络，不但麻烦搞大，还可能没有止境，直到上级官方不得不照顾网络舆情，当事官方被体制暂时屏蔽。

此起彼伏的“网络负面事件”教育了官员，也启发了人民。周久耕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典故，有资格进入词典。作为南京市房管系统的一名局级公务员，原本可以和他的任何一位同僚一样，在辛苦挣扎的房奴面前自由而滋润地显摆着。殊不料仅仅因为一言不慎，开罪于网民，民脂民膏滋润的生活被晒到网上，然后被体制抛弃，最后获刑11年，没收财产120万。他可以不服，在监狱里写他的小说。但对服务于体制的人们，他不能不成为一个警讯。

在周久耕以后，进入2010，当一位县委书记带着一干公务员把公民围追堵截在机场的女厕所的壮举被网络直播，一位腐败官员的诚实日记掉到网络广场，他们不能不惊惧网络上的后事难料。甚至悼念火灾中不幸遇难的亡灵，也有必要担心网络的悲情蔓延到节外生枝。各地官员已经牢记，到网上“跨省追捕”行使报道职务的记者，会把自己变傻，“网上追逃”记者，也就等于自投罗网。

许多官员淹没在互联网的口水里。顺理成章的推论是，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牺牲的不是自己；谁也不能保证官到什么级别，就是网络安全线，既然维基解密是没有国界的网络义军。

在这种背景下，官方开始主动走向网络，把传统的宣传工作网络化。越来越多的地方职能部门有了“官方博客”和“官方微博”。网络舆情专家开始在体制内走红，各地开课，忙不过来。这样专家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他们有的是没有多少公众知名度的体制内的学者。但也开始接纳于建嵘先生这样高调的“舆情专家”。而“网友”这种从前在体制里看来多少有点“二”的人士，形象也开始正面起来。至少有云南省公安厅，主动请过网友去给警察讲课。目前这似乎还是一个孤例，但也意味深长。

最值得一提的是，年底前夕，在云南召开了全国级别的关于网络工作的现场会议，到场的有多位部级官员。会议选在云南开，大约是因为云南的网络在全国显得最为开放而有“现场”。会议虽未见正式报道，但本身就表明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网络的重视，显示着网络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